大英博物馆筹备四年多的中国大展“晚清百态”（China's Hidden Century）在开展不久就陷入了抄袭风波，未经授权多处引用了华人女性译者王艺霖（Yilin Wang）的秋瑾诗作译文。对于抄袭风波中针对工作人员的人身攻击，大英博物馆在官方声明中表示“不能接受”：“正是因为他们的学识和汗水，我们才得以将这段中国历史呈现给数以千计的大英博物馆游客。”
无论有意与否，这段回应在如今博物馆去殖民化的声浪中都显得有些刺耳。似乎只有通过西方知名博物馆、以英文的方式呈现，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历史。又或者，在大英博物馆这样闻名世界的展馆举办中国历史主题的特展，本身就应该“心怀感激”，不能过分吹毛求疵。特展英文名中的“隐秘世纪”（Hidden Century）一词暗示策展人希望向西方游客展现晚清被遗忘的侧面，但“隐秘”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判断。特展中希望呈现的“隐秘”之处究竟是什么？强调这些“隐秘”之处，是深化了我们对晚清的理解，还是给我们戴上了一副更加毛糙的透镜？
根据特展介绍，“晚清百态”意在让游客领略晚清“由政治、文化和技术变迁所带来的非凡的创造力”。这其中，展览尤其强调晚清社会在全球舞台中的位置。“全球（global）”是展览中多次提及的关键词。具体到策展中，晚清的全球化主要指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与西方的联系（偶尔也提及了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联系）。这种将晚清“全球化”与“西方化”生硬嫁接的策展叙事带来了一种吊诡的局面：一方面，晚清的全球化与当下“全球化”概念的历史类比，将全球殖民历史简化为中西交流的历史，“全球”在展览中成为一个不假思索的褒义词；另一方面，全球化叙事成为淡化、甚至娱乐化殖民掠夺史的策略，又因为颠覆了“闭关锁国”的论调而自圆其说地揭开了晚清的“隐秘世纪”。这样的策展叙事的确达到了特展介绍中所声称的展览目的——呈现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晚清。然而，这种看待晚清的新视角却是通过利用“全球化”刻板印象、遮蔽西方殖民历史才得以实现。更有甚者，正是为了让殖民历史“隐秘”，晚清的全球视角才会被征用、才需要重见天日。
“有趣”的殖民掠夺故事
这次特展的重头戏是《南京条约》原件，由大英博物馆从英国国家档案馆借出。在呈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时，展览处理得比较客观，对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持批判态度。展览引用了鸦片贸易反对者、后来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对鸦片战争的尖锐批评，他认为这场“不正义”的战争将让英国“永远蒙羞”。
但是，当展览进一步深入英国殖民掠夺史时，策展叙事的批判态度却开始变得暧昧不明。展品对于殖民掠夺的呈现，首先是一个选择问题。陈列不同的展品、安排不同的文物组合、搭配不同的解说词，都表达出策展方看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在“军事”主题展厅，除了《南京条约》原件外，最直接呈现殖民掠夺后果的却是一副京巴犬的油画像（《Looty》，1861）。展览把这只京巴犬称作“最早到来到不列颠的京巴”，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劫掠到英国，据说原本属于清朝皇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的惨剧，在这件展品中成了一只可爱宠物跨国旅行的背景知识。展览解说词继续介绍了京巴犬在英国本土受到的欢迎，指出京巴犬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了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时尚犬种。在这个京巴犬的故事中，殖民掠夺史成为了中英宠物的交流史，京巴赴英背后的血腥战争和野蛮抢劫被一笔带过，替换为令人忍俊不禁的“可爱”逸闻。这只京巴犬的名字“Looty”取自英文“loot”（抢劫）。在原单词后面加上“-y”的后缀，往往代表亲昵的爱称。京巴犬的名字恰恰讽刺地展现了大英博物馆“萌化”殖民掠夺史的粉饰之举。
在整个展览中，策展人似乎一直执着于通过这种故事性的、“有趣”的方式来呈现殖民历史，以此在吸引观众的同时淡化罪责。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展览中强调了英国与晚清的联系。比如引用慈禧对维多利亚女王的评价、展出溥仪赠送给乔治五世的景泰蓝花瓶等。“清廷”主题展厅展出了慈禧在义和团运动后为修复与西方关系而亲自作画（或以慈禧名义，由宫廷画师代笔）赠送给西方官员的花鸟图。这些呈现中英交流的展品无一例外是英国通过“赠予”或“购买”方式合法获得的。
在文物归还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下，“晚清百态”对于殖民掠夺欲盖弥彰的行为似乎暗示了大英博物馆面对新一波去殖民浪潮的消极态度。虽然已经建立了文物归还项目，大英博物馆的去殖民化进程一直尾大不掉。在一些管理者的眼中，博物馆是无国界、纯粹甚至神圣的，博物馆是世界文明的庇护所，因此没有什么文物需要离开（西方）博物馆的保护，正如没有多少殖民掠夺暴行需要从历史的沉渣中被重新打捞。如大英博物馆馆长Hartwig Fischer所说：“这里没有外国人。这个博物馆（指大英博物馆）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我们当然也承认它是英国创造的，不过全世界的文化都为之做出了贡献。”[1]
交流史还是殖民史？
以简化、美化的东西交流史观来代替尖锐的去殖民史观，是大英博物馆东方类特展的惯用策展策略。四年前，大英博物馆特展“东方的启迪”（Inspired by the East）就体现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想象。“东方的启迪”通过各种文物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在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泛滥的大背景下，很难苛责大英博物馆改变西方刻板印象的积极尝试。但是，正视或者积极看待东方一定意味着强调东西方交流吗？特展的批评者（如《卫报》专栏作家Nesrine Malik、学者Sumaya Kassim等）认为，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简单类比仍然无法摆脱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的“他者化东方”。似乎只有通过将东方的成就与西方文明挂钩，才能让西方观众欣赏东方艺术。在这样的类比中，东方永远是文明的配角和历史的他者，只有在西方的承认中才能证成自身的主体性。与“东方的启迪”对比，同是2019年展出的大英博物馆特洛伊特展（Troy: Myth and Reality）就没有刻意强调地域比较。即使地处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同样体现了各个文明的交融，在西方策展人和游客眼中，它作为欧洲古希腊文明的代表或许本身就已经足够丰富和有趣。
这种肤浅的东西交流叙事既有市场考量，也反映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心态。在“晚清百态”中，这种叙事主要体现在特展中“全球化”的策展语言。前文提到那些“有趣”的殖民掠夺故事，都是这种全球化中英交流史的具体例子。以时下流行的“全球化”概念来化约晚清的中英交流，实际上是回避了当时真实发生的侵略史实。殖民掠夺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殖民时期全球交流的底色和原动力。避而不谈这段过往却一味强调交流的成果，不是重现晚清的“隐秘”历史，而是粉饰太平。
另一方面，以“全球化”来类比晚清的中外交流，也不利于我们批判地理解当下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在公众印象中，“全球化”往往是一个褒义词，代表了丝滑、自然、平和的全球经济文化融合过程。然而，如全球化研究者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Steger）所言，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也是不平等现象的全球扩张。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资源分配不均、地缘政治摩擦等后果都不是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必然带来的强弱权力格局。当下的“全球化”只是全体人类交流融合的众多方式之一，并且是一种牺牲部分弱势群体利益的、不可持续的方式。事实上，从晚清到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剥削一直一脉相承。面对问题重重的全球化进程，大英博物馆没有选择叩问其内核，而是利用大众对于“全球化”概念的正面联想来美化殖民时期的中外交流。这无异于成为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帮凶。
全球化的晚清？
笔者在去年参与了“晚清百态”策展阶段的社群咨询（community consultation）。这是大英博物馆特展的既定流程，主要邀请伦敦在地社群来为涉及该族裔的相关展览建言献策。这场咨询不是学术讨论，所以策展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吸引更多华人游客来看展，而不是策展本身的叙事问题。她们关心是否有其他遗漏的“有趣”故事可以让展览更加生动，以及她们现有的故事是否足够引人入胜。在策展人介绍时，“全球化的清朝（Global Qing）”主题展厅最让我感到困惑。策展人希望通过文物呈现晚清的全球交流，以此说明晚清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封闭，而是充满了“创造力”。我在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怀疑。首先，全球化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就是殖民化，在提及交流的同时避谈殖民是否有些不妥？其次，策展人似乎对“全球化”概念赞赏有佳，因此想通过这个类比来肯定晚清被遗忘的跨国交流历史。但是，全球化真的那么完美吗？博物馆作为一个教育性的场所，是不是更应该引导游客思考全球化的阴暗面，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对全球化的刻板印象？也许策展人没有料到社区咨询会出现如此尖锐的观点，也许这场咨询的目的本就不是听取策展建议而是了解社群的喜好，策展人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在正式展出中，“全球化的清朝”主题展厅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这个展厅呈现了清朝口岸贸易、外国商人事迹、外贸商品、工艺品中的外国元素、西方科技等相关展品，以此展现晚清较高的全球化程度。然而，这种全球化的“赞誉”却掩饰了一些展品中本可以进一步深挖的殖民元素。除了最为明显的从事殖民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外，“全球化的清朝”还展示了从广州运往英国的博物画。博物画讲究细致描绘殖民地的动植物，以此服务于殖民母国新兴的生物分类科学。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Imperial Eyes）中认为，博物学作为一种认识殖民地的视角，实际上服务于殖民者主体和被殖民客体的身份建构。通过这种认识方式，殖民地被自然化、客体化、科学化，成为西方知识精英的研究对象，而殖民地自己的声音则消失殆尽。将博物画简单作为中英交流的例证，恰恰是陈旧、僵化而不自知（或不愿反思）的殖民心态的延续。
大英博物馆所代表的西方博物馆，本身就是19世纪殖民心态的产物，体现出殖民者物化殖民地、炫耀异国风物的占有欲和展示欲。“全球化的清朝”展厅还展示了一件点翠花鸟屏风，由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于1867年巴黎世博会时购入。展示殖民地异国情调是当时展览会的主题之一。东方文化艺术沦为被观看的奇观，却无法自我言说。根据展品介绍，清朝并没有参加当年的巴黎世博会，而是由一批法国人组织了当年中国馆的展览。解说词中并没有说明法国参展方如何取得了屏风。
除此之外，特展中的“全球化”大多数时候等同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积极正面的“全球化的清朝”意味着清朝逐渐向西方看齐——或者说，在西方策展人和游客眼里，逐渐越来越像“我们”。“晚清百态”所展示的两次工业革命后西方科技产品在清朝的运用（比如铁路、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等）就体现了这种“西方化”。不可否认，殖民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密不可分，学习西方是晚清至民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强调西方影响东方的同时忽略殖民掠夺的残忍，很容易滑向“白人拯救者（white saviour）”的极右论调。在这种论调中，殖民历史并不是殖民地的受难史，而是西方先进文明带领殖民地走向现代化的光荣史。由此，殖民过程中剥削与自我解放的二重性和资本主义殖民关系所塑造的不平等世界格局一概被简化为西方与东方的现代化交流成果。
博物馆需要怎样的（去）殖民叙事和历史类比？
总体而言，“晚清百态”的展厅设计与主题安排体现了大英博物馆精良的策展水平，在“术”的层面上，这一点值得学习与肯定。但是，精良的策展所包裹的仍然是陈旧不堪的殖民意识形态。这说明西方博物馆的去殖民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晚清百态”折射出两个影响更为广泛深远的问题：第一，西方博物馆应该如何再现殖民历史？第二，博物馆应该如何使用历史类比？在西方语境下，这两个问题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清百态”将当下的“全球化”概念挪用来解释殖民时期的中外交流，希望呈现晚清“隐秘”的繁荣。在展览中，这种拙劣的历史类比反而遮蔽了西方博物馆最亟待反思的殖民历史。“隐秘”的晚清历史成为掩盖西方侵略的遮羞布。
这两个问题不仅关乎如何看待过去，更关系到如何理解当下的世界。因为历史叙事和历史类比总是关联起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是当下对过去的阐释。“晚清百态”对晚清中外交流史的态度，也即反映出策展人和社会大众对当下“全球化”现象的理解。通过这种历史类比，策展人和游客都在不经意中全盘接受了这一套发展主义的全球化叙事。更进一步说，这套发展主义话语本身就代表着殖民心态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延续。阿里夫·德里克曾提醒我们，“殖民”并不仅仅指过去西方国家开拓资本版图、侵略世界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占有欲。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所有身份认同都或多或少带有殖民的特质，因为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往往包含着客体化他者和占有其他主体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但要抵制西方残存的殖民心态，也要反思自身后殖民式的主体建构过程，避免让非西方的反抗沦为殖民心态的共谋。去殖民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类比需要打破帝国想象，而不是用新帝国代替旧帝国。
踏入“晚清百态”特展，映入眼帘的第一件展品是陈列在展厅正中央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地图是殖民心态的绝佳例证，这张巨幅地图西起欧洲，东到太平洋，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仅占地图的一小块区域，大清所辖领土则是幅员辽阔，山海相连。《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在空间上展示了清朝以自我为中心、统治广阔疆域的野心，在时间上寄托了延续帝国万世荣光的期待。大清早已覆灭，但地图中所呈现的帝国时空观还在不断发酵。展览的最后是纪念品商店，在这里，《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被印在马克杯上、茶巾上和帆布袋上，制作成精美的纪念品，贩卖给世界各地前来瞻仰两个帝国辉煌历史的游客。博物馆到底是批判与反思的阈限空间，还是已逝帝国对影自怜的收容所？如果不能正视殖民历史、以壮士断腕之心踏上去殖民的征途，这样的诘问终究永远没有答案。
注释
[1] 原话为: "Whoever comes in here and crosses the threshold is not a foreigner. There are no foreigners here. This is a world country, this museu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recognise that this is a British creation, to which the cultures of all the world have contributed."
作者
李岸东，伦敦国王学院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记忆、批判媒介研究、亚际文化研究、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写作，该研究项目在“全球中国”的背景下考察了大陆年轻人对台湾流行文化的怀旧。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感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对本文稿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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