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非）辩证法
- 张煜航
- 2月3日
- 讀畢需時 6 分鐘
已更新：2月13日
Good is transparent: you can see through it. Evil, by contrast, shows through: it is what you see when you see through.
——Jean Baudrillard, ‘Evil and Misfortune’, The Intelligence of Evil
or, The Lucidity Pact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
1222年农历四月四日，经过近三年的长途跋涉，全真教掌门丘处机抵达了兴都库什山脉的八鲁湾，面见了刚刚结束西征花剌子模的成吉思汗。这位亚细亚的征服者热情款待了他口中的“神仙”，似乎并没有因丘处机没有献上长生不老药而气馁。十二月，丘处机随成吉思汗的军队行进至锡尔河畔，牲畜多冻死，而用来过河的浮桥也被暴风雪摧毁。成吉思汗就此询问丘处机何故天灾肆虐，丘处机答到：“我听说蒙古人不在河边浣洗衣物或采集蘑菇，认为这是对上天的不尊重[1]。而天威其实并不在此。那么这些天灾，是上天在警示您错会了天意。”来年二月，成吉思汗因前日狩猎野猪时意外坠马一事，再次询问丘处机。丘处机重复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此乃上天警示等语，成吉思汗再次当即认同并反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丘处机委婉劝说成吉思汗停止对当地人的屠杀。而成吉思汗则理解并同意了丘处机的话。当然，这一点是存疑的，因为对于狩猎一事，成吉思汗又解释到，弓马骑射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恐难更改。而丘处机的弟子，《长春真人西游记》[2]的作者李志常也颇为讽刺地记载道，成吉思汗在被丘处机反复劝说之后，仅仅是停止“狩猎”了两个月作为表示。
同年三月，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东归，于1224年抵达燕京，并奉大汗旨意主持太极宫（后改名白云观），直至1227年逝世。而同年，成吉思汗也于征西夏时去世。
“开弓没有回头箭”
空间出现（或者说抽象实体化）的时刻，指向了资本开始组织物质的时刻。“自然”被修建平整，围绕资本的空洞（quasi-void）形成交换的漩涡（pivoting）。资本在空间中完成综合（synthesis），为存在本身赋予其确定的力学原理。但这一综合是不可能的，向心力被再生产散射，回到资本中心的的空洞之中。换句话说，资本，作为空间存在的唯一驱力，没有意义，也没有实体，也相应地取消了物质性发生在空间中除却其交换（物流）行为之外的任何溢出。其结果是，这一空洞-漩涡（空间-“世界”）具有了无限扩大化的倾向。然而，综合和扩大化是资本暴力的逻辑，不是邪恶的逻辑。邪恶不存在，就像“真实”（real）不存在一样。资本的逻辑之所以是暴力（漩涡），是因为暴力需要其施行者和接受者以完成暴力的综合，而邪恶，是没有综合的辩证法。就像中世纪法学理论在邪恶和“恶行”区分中的踌躇所反映的那样，当施行“恶行”的人将斧头扔向被害者，邪恶并不在被害人的恶意和暴行之中，而在于划过空气的斧头。因此，就像清洁派[3]所认为的，邪恶是“完美的”（perfecti）[4]，它不需要像资本一样在综合-暴力的实体化中统治地球并为这一统治负责。
的确，在滨口龙介的《邪恶不存在》中，人类/动物是观察者，是被观察者，是屠杀者，也是被屠杀者。但问题在于，无论是不是出于对生态话语的妥协，滨口龙介似乎已经意识到，电影在“自然”上下的功夫本身就是一种徒劳，这种努力并没有超出“自然”二字被说出口之后的迅速枯萎。正如影片里开发项目说明会一幕中，泛着金属光泽，互相擦身而过的话语之箭，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就这一点来说滨口龙介算是对得起他的老师黑泽清）。邪恶不存在，暴力不存在，自然也不存在。但邪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透明性本身就是“现实”的“形式”（与之相对，资本只是作为组织物质存在的，对邪恶“形式”的拙劣模仿）。这一形式是纯粹的“缩减”(subtraction)——蒙古人射出的箭所滑过的弧线，和这箭总会命中的眉心之间没有关联。邪恶是“存在”本身退潮之后的草原。对于丘处机来说，天意的执行是上天（自然）在他言说话语中的代理，天意为存在的暴行负责，形成回路。而蒙古人的“现实”不需要“代理人”。或许成吉思汗和丘处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放任他们的对话滑向没有回声的滑稽剧。
巧和花，其实并不“关心”鹿群，他们也不关心那个关于豪华度假营地的争议。与其说是“中介-守护者”（萨满）不如说是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笔下Araweté族中的“人神（mangod）-屠杀者（slayer）”。他们早在变型成鹿的过程中从自然所负责的领土（所谓世界）逃逸进了屠杀的永恒轮回。这是邪恶的唯一抽象形式——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人（鹿）杀掉鹿（人），鹿（人）再杀掉人（鹿）。因此，影片尾声，当人类至高的创造变得软弱之时，并没有“自然”前来救场。而邪恶，在花与鹿的目光，在干涸血液的幽深空洞中，完成了上述抽象在逻辑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巧杀死高桥，作为这一抽象的唯一表演，同“邪恶”一起被即刻从世界中隐去。
‘Killing is what there is, and first of all nothing beyond.’[5]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Point Omega》中，隐居于南加州沙漠中的前五角大楼军事顾问Richard Elster发表了他对战争的理解。Elster认为五角大楼的战争、将军们的战争、现存的所有的战争都是谎言。五角大楼的军官们被眼花缭乱的系统所蒙骗，不断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代号，军力投射，应急预案和战略方针”，将它们投入到精心制作的地图上，以编织出“超越既定认知或解释范围的实体”。“而我想要的”，Elster说道，“是一场俳句战争，一场只有三行的战争……看清那里有什么，然后做好准备，目送它在下一秒消失。”
Point Omega——在物质与世界的失落中完成“纯粹战争”，让空无显示出其邪恶的形式——是Elster的难题，同时也是DeLillo的难题。德里罗的创造性在于将沙漠时间的邪恶赋予了俳句。但俳句的枯萎又无法撑起“24 Hour Psycho”[6]中那永远不会到来的下一个场景，那个杀戮的场景。然而，在700年前的中亚草原，对于“最后的世界征服者”，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来说，这或许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世界征服者”这一名号放在帖木儿身上可能略显可笑。这位虔诚的穆斯林，伊朗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屠戮并摧毁了从锡尔河畔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有的历史名城。而“世界”，对于帖木儿来说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只是帖木儿所喜爱的，波斯建筑物的彩釉瓦片上精美绝伦的几何学图案，和于此相对应的，伊斯法罕的七万颗头颅垒起来的京观。和杀戮一样，几何学是一种标记，是邪恶的标记——它运转得过于顺畅，干净利落地，就像西洋棋落到棋盘上的格子中一样。帖木儿一生都钟情于西洋棋，或许，他的征服只是棋盘的无意识。而邪恶，是这一无意识在地图上的抽象——摊开地图，你不会在城市的名字里读出人类存在的痕迹。在远征明朝途中病逝的帖木儿一生的遗憾，或许是与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尚未完成的棋局。[7]
“溯河东南行三十里，乃无水，即夜行。过班里城，甚大，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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