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之死、玻璃棺柩和舞曲伴奏的葬礼
- 赵欣昕
- 4月4日
- 讀畢需時 6 分鐘
已更新:4月5日
2024年末的某天,我在深夜抵达玻璃博物馆。整个园区被浓重静谧的黑暗包裹着,只有“呜咽曲III”的展厅亮着灯,幽白的光从玻璃大门泄露而出。
不知不觉,唐潮已经将“呜咽曲”用成了如宋词词牌一般,此番已是第三回。几回之间并无接续或递进,但都与悲伤的情绪有关。2020年,最初的“呜咽曲”现场融合了绘画、声音、行为、装置等元素,呈现出剧场展演式的面貌。我印象深刻的是名为《自由联接》(2020)的装置:水通过水箱和滴管一下下滴落在微型投影上,看似漫不经心地改变着图像,像视线一点点模糊般,形似“呜咽”,哀而不伤。到“呜咽曲II: 逆向遮蔽”(2022)时,唐潮再次使用录像引导某种情绪。他将从真实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中截取各类基础图像结合简单的手绘动画线条编排串联,企图用画面的蓝色氛围散播忧郁的气息。

“呜咽曲III”是唐潮于2024年在贵州驻地的一个月期间思考和创作的呈现。他依然钻研调遣和解析悲伤的机制。但观众一走进展厅就能感受到,玻璃材料的使用让伤感多了一层凝滞,连“呜咽”也变得空灵了。墙上被玻璃折射的光线还残留着一些波光粼粼的幻影。除此之外,悲伤好像从滴落的液态和氤氲的蓝色变成了一种透明的结晶。
唐潮在贵州时拾取了许多动物(以各种昆虫为主)的遗体,将它们特殊处理后密封在他设计并请人烧制成的玻璃容器中,再悬挂或摆放在展览空间里,将之命名为《器物与身体(序)》。玻璃制器呈现出不同的接近自然的形态,有的似水滴状,有的像竹节。与躺在水晶棺中的白雪公主不同的是,节肢动物干瘪的、欠缺血红蛋白的躯壳很难激发出人类的疼惜之情。它们像自然博物馆里不太完美的标本。面对这些短暂生命随处可见的死亡,我们已过于稔熟了。

我想起在《森林如何思考》中,作者爱德华多·科恩说人类学家休·拉弗勒斯(Hugh Raffles)提起过一位拥有了“虫之眼”的日本昆虫收藏家。这位收藏家可以跳脱出人类的视角,从昆虫的视角看待万物,而这让科恩意识到普遍名词,例如昆虫、树,尤其是自然,会毁掉我们对细节的敏感度,使我们从概念和身体上都变得暴力。因而当我们看到“昆虫”时,只看到它所属的范畴而不是这一生命存在本身。[1] 在《器物与身体(序)》这座微型的公墓里,几十个脆弱生命的遗骸借助易碎的玻璃重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每一个看起来都独一无二得那么陌生又奇异。在我们仔细端详它们的时候,也许比我们更持久更庞大的力量也正在默默注视着我们。
被胶带和切光灯双重封印在地面上的是唐潮的“云中空镜”系列画作(2024,共25件),画面内容看起来像是学院式的写生练习:风景、有动物的风景、有人物的风景,还有一些没有风景的静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唐潮第一次这么集中、这么努力地画画儿。从他那段时间发朋友圈的时间,可以判断出很多幅画都是在天亮之前的时段完成的。这些画作松弛随性,却不失严肃。画中的狗看起来有些疲惫,像是莫言《生死疲劳》(2006)里不断轮回的动物;风景画都有些“写意”,让人无法辨别是哪一带的山和树,也分不清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静物画里鲜艳的樱桃和旁边的樱桃核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一些虚空画(Vanitas)的意味。当这些画作和玻璃器具里的动物遗躯交织一处,就仿佛每一幅都在描绘虚空,连低头俯视或蹲下观看时都像在哀悼和怀念什么。心底有个声音忍不住问:“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日复一日的记忆、描绘、保存,这些都是徒劳的吗?”


录像《椋鸟入林》(2024)也被投影在展厅地面上。在贵州驻留期间,艺术家与一只麻雀的死亡不期而遇。影片中几乎没有连贯的叙事,时间线索被打乱,记忆与联想被触发之后又被重新编排,像风景般在眼前掠过。其中一个场景是唐潮正在驻留的房间中伴随着音乐随意舞动,背景音乐伴着一首1990年代BBC德语学习节目中的欧陆舞曲《Was ist dein lieblingsfach》,中文意思是:你最爱的课程是什么?这音乐每次响起都会把迪斯科的活力播撒向整个展厅。Youtube上有这首歌的一个版本,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是:“听到这首歌之后,莫扎特彻底陷入了沉默。”就在这躁动不安的节奏里,唐潮发现了已经全身僵硬的麻雀。他为死去的麻雀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餐盒为榻,水果为枕,一杯烈酒为敬。用鲜艳而轻盈的方式将麻雀的死亡变为一场相逢。这是唐潮的影像作品里常常有的一种可以有效化解沉重的诙谐,比幽默的口感更松软一些,适合配着黑咖啡食用。就像被悲伤浸泡之后,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会因意识到悲伤无处不在而感到轻松和欢快。
《椋鸟入林》中还有一个镜头,戴着鸟类面具的艺术家赤裸身体倒在地上, 因为潮湿的地面滑出一段距离。我脑中突然闪过电影《大鱼》(2003)中那个从子宫里喷射而出、降临人世的新生儿。戴着鸟面具的艺术家,其实一点儿都不像麻雀。但他似乎通过“拟态”达成了与麻雀的共生,既唤起某种“新生”的感受,又回应着麻雀的“死亡”。这种关系也让我想起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动物[2]观点:或许艺术家与这只麻雀的相遇让人与动物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既不是模仿,也不是成为,而是一种超越界线、相互生成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唐潮的影像中注意到许多和驻留地文化历史相关的符号,它们和各种状态的麻雀图像一起构成了某种前世今生、时空交集式的闪现。例如在《椋鸟入林》中,唐潮时而身着当地布依族女性的服饰,时而穿成明朝士兵的样子,而他的驻留地云山屯曾是明朝洪武年间屯军的地方。屯军也是一种驻守和停留的形态,难怪唐潮说:“屯军和驻留挺像的。”
离开贵州之后,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展览期间的100天里,唐潮仍然在驻守。他享有园区里的一个房间,每夜都去展厅里画画、巡游、沉思,偶尔也会和其他一些夜间闯入的生物为伴。整个展览变成了一次新的驻留,每一晚都是一次守护的仪式。他将这个重复发生的过程命名为《子夜守灵人》,并用这个方式跨入了2025年的第一天。这种在现代生活中稀缺的长时间性的实践或许有益于我们回归到韩炳哲反复倡导的那种“沉思的生活”:“在一条信息紧接着一条信息的地方,我们没有留给真理的时间……停留也属于长时间性的实践活动。……那种在物中沉思式地停留、无目的地观看——这种观看或许是幸福的表达——都让位给了对信息的追踪。”[3] 而唐潮关于悲伤的艺术实践,似乎在不经意间提炼出了一些可能行得通的生活应对法:
1、仔细注视那些容易被人类漠视的生物的遗躯可以让你暂时忘记自己的死亡。
2、允许与悲伤有关的意象重复浮现可以帮助你淡化悲伤。
3、驻留和仪式可以让短暂变得悠长,让渺小慢慢被放大,直到它约等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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