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万青：同柔共弱
- 沈军
- 2月27日
- 讀畢需時 7 分鐘
已更新：3月2日
去年夏天我和继忠途经广州，和好久没见的万青喝了一壶水果茶，席间添了好几次热水。临别她送给我们两枚徽章，上面印着：同柔共弱。[1]我一路戴着，因为签证问题匆忙绕途香港、曼谷，回到北京家里，再辗转落地伦敦。奔波中我真不记得把徽章收到哪里去了，但那四个字好像还浅印在胸口。
看许多书、讲好多话都不得要领，往往就被几个字轻易刺穿。让我着迷的大概是它没有浪漫化“共同体”——凝聚显然是因为个体不够强大。而这一情态顺势被转换为集体的方法——坦率地弱，更要主动地柔。我隐隐感到这其中有宽广的悲悯，说不出所以然。
落地后不久，我们在伦敦家里用背来的小投影仪播放万青与梁洁珍合作的《那我们就去歌颂那条路》（2024），边放边哭。影片介绍相当精简，相较于描述作品内容，不妨说是透露拍摄机缘。大意是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浪潮中“阳江市最直的县道”设计者冯计康勤恳一生，默默无闻，于新冠大流行期间病逝。他的伴侶梁洁珍感伤不已，万青便邀请她一起重走县道，共同完成这段影片。虽说是纪录影像，片中画面却对准县道，叙事也仅由梁洁珍的画外音构成，故事乍看有些沒头沒尾。梁洁珍细碎地讲述伴侣与县道的琐事，言语之中皆是爱慕与崇敬。情到浓时，声音从微微颤抖变成放声大喊，又尽力克制归于平静。
我不敢将这件作品形容为艺术家让失语的人发声、让隐匿的历史或个体被看见——在行业久了，深知不假思索的赞颂多是自我安慰罢了。但我能确信的是在这里，一个陌生人与她的伴侣，或多或少被感受到了。不过，与其说这次歌颂是面对观者，不如说更为作者而作——拍摄本身似乎给梁洁珍提供了一个情感空间，让她通过讲述暂时安放了对已逝伴侣的骄傲与爱。这样的情感传递至身后的万青（影片介绍中强调了这个“身后”的位置），继而分享给更多人。而观众如我，观看作品的惯性被同时拆解：习惯了从个体透视时代浮沉的叙事，这次却好像从大时代落归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生命；习惯了以艺术之名批判，却体会到歌颂一个个体比批判一个系统更击中人心。
常有偶遇的陌生人讲了再精彩不过的故事，你转头想跟别人分享时怎么也还原不了当时的震撼，才明白这韵味是靠着整个不言的人生支撑起來的。我一直觉得，含混的、碎片化的视角几乎是悲悯的。清醒和明确只是人生的极少数状态，甚至需要太多幸运才可达成。真实的生命经验大多是阴差阳错，无疾而终，似是而非罢了。大概深感于此，万青的影像叙事几乎从不纵览全局，只是为人拨开一个进入的视角。这种局部的、感性的主观视角，几分猜度、几分留白，比拟了一个个体试图接近另一个个体的瞬间。
然而，当一位影像作者愿意放下叙事的完整性，大概也意味着讲故事只不过是个开始。再读一次标题，“那我们就去”分明提示了隐去的前半句。它指向一个有缘由的行动，只是那缘由被有意收起——无人问津或不可言说，至少无法用语言讲述。于是我可以想见影像背后，从万青与梁洁珍交谈、共情、起心动念，到一起重走县道、完成影片，构成一个完整的动作链条。这里藏着同柔共弱的影子：无法独自支撑时，或许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在我们普遍感觉不知所措时，这样的思索显得尤为可贵。记得在因为不能出门而不停刷朋友圈的日子里，收到《等红灯时制造彩虹》（2022）的推送，看到万青用小三棱镜，借着阳光在等红灯的人群中调试出迷你彩虹，映在路边的常青丛，正在堵车的汽车上，行人的手臂和背后。2分44秒的视频，小学自然课本中趣味实验般的熟悉套路，却看得我满心鼓舞。如果我尝试解读这个作品，大概会顺着惯性将它视为这位一直为酷儿发声的艺术家在街头的替代性宣言。它善用了等红灯的人群“合法的临时聚众”的状态与许多边缘群体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让渡部分自由保障安全”，也“压抑部分卻望维系安全感”（万青对此作品的描述）。说是“替代”，是因它足够轻巧、温柔，甚至有些调皮，一改对于个体身份的强势宣告。
但令我最震动之处，是发觉自己从未想象过还能像万青这样去理解等红灯的群体、挪用其构成，并用最小的努力将之翻转成为新的情境。我自认无法解读个中妙处，却被一种超越性别与身份的酷儿法（queering）吸引：寄居在既有的生活结构里，用巧劲从内部瓦解它的运作逻辑。利用传递物资试探阻隔、温习联结（万青 & 张涵露，《水马再见！》，2022），把查证件的指令翻转为散步的邀请（《我请警察散个步》，2022），她因地制宜的转换显得柔韧轻盈。万青长期参与的“推手”活动似乎也是这样一种练习（《一起练功同学录2020-2022》，2023），用小力化大力，在二人相互缠绕之中，保持身体与思想的弹性，也在推拉某种边界感。她的创作似乎也内化了这股韧性与力道。
夜幕低垂时，有一小段时间我看不清事物，走在路上隐隐感到脊背发凉。心里知道等路灯亮起就好了，所以从不会停下來，只是放慢脚步。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便忽略了要先有信任前路的心，才不会被恐惧缚住双脚。过去几年不断拆穿这些条件反射式的微小或宏大的信念，好像所有谙熟的路径都不能再安心前行。
万青的影片像是此时耳旁传来的低语：就算不得不夜行，仍可挽着伙伴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的确如此，当所有刚强的价值观都让人错愕和沮丧时，不再想当然地倡议行动，却开始关心人如何重新鼓起勇气、互相扶持，或许是对普通人如你如我的深刻共情。在我眼中，她的作品像是以纪录片为媒介的简单演示，而观影过程像是某种思考练习。当看到“原来此时还可以这样想和做”时，观者或可在看似令人麻木瘫痪的现实中拾起些许动起来的可能性，无形中又重新寻回一些内在力量，继而一点一点刺穿压倒一切的无力感。这正像是她近年来学习的针灸，施针者练习找准穴位，受针者练习忍受酸痛，让身体和头脑保持清醒，在不知不觉中达成疗愈。
这令人感到些许慰藉：当隔离和噤声的经验还留在身体里（或将长久共存），想象力和创造性依旧找得到出口。只要你舍得将宏大而连贯的运动分解为若干微小动作，将长时间、高成本的革命拆解为日常练习。它的潜台词是悲悯的：如果平易之事都可被看作某种行动，那似乎脆弱渺小如你我都具有这样的潜能。不必刚强，可否选择同柔共弱？歌颂而非批判，能否为更多人敞开大门？
在去年见面之前，我好像没有与万青像朋友一样真正聊过天。但就像“同柔共弱”的影子开始伴随我的生命，她的创作一直以某种念头或残影的方式陪伴着我，让我错觉和它背后的人深交已久。这样的联结比我从事的艺术工作要大要远，让我仍愿意相信失效的艺术系统不能定义艺术，作品与生命可以生出陪伴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总能让我在各种境遇中得到慰藉与鼓励。2024年快结束时，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万青在北京开了名为“盲人不按摩”的个展。她仍是用标志性的转换法，借用口述影像的形式将2015年的影片《盲人不按摩》转译成具有主观性的语言描述，却指明这不是一件声音作品，而是邀请观众“换一种方式去看”。[2]
按照艺术家设的谜题，每个观众不得不调动想象才能“看”见影片，但在每个人脑海中又必然以不同方式呈现——似乎也在调动一场脑内运动。我不禁突发奇想：远方的我借由图文试图想象每一个在故乡发生的事件时，我的感觉是否与观众置身于“盲人不按摩”之中的滋味形成了某种回响呢？这样千差万别、此起彼落的回响，是否最终也好比是艺术作品在每个人身体中绵延的过程呢？于是我用这样的文字，试图与未见的作品、现场和远方友人做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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