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诡计：对一个展览的探案笔记
- 王静晗
-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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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15小时前
群展“我向空中抛了枚二分钱币”以江户川乱步的本格推理小说《两分铜币》为策展灵感。踏入展览空间前，我抱着一丝按图索骥的执念，事先阅读了这部被称作“日本推理文学起点”“本格之影”的作品。在《两分铜币》这个业余侦探的故事中，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以轰动一时的绅士大盗案为素材导演了一场解谜游戏，引得自作聪明的好友松村误以为自己破获大盗藏匿的赃款。当他把巨额现钞（实则是小五郎准备的玩具钞票）摆在小五郎面前，难掩得意地将自己的推理解释一番后，笑得前仰后合的小五郎反问：“这篇暗号文难道没有其他的解读方式吗？你的译读难道没有被第二种译读替代的可能吗？”说着，小五郎演示了另一种暗号解法，得出了“开玩笑”三个字。
这番才智较量中，如果将松村的推理看做对案件的诠释，智胜一筹的小五郎则身兼创作者和诠释者两重身份，他围绕这枚内含密码纸的两分铜币设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路径。若相信它是绅士大盗留下的暗号，它便指向一桩大案的赃款藏匿处；而若视其为捉弄人的道具，它便是一场智力游戏的见证。故事巧妙暗示：真相取决于二分铜币的创造者，真相只是一场游戏。
“本格推理”的“本格”在日文中即正宗、原始之意，因其直接继承了欧美侦探小说演绎推理的基因。其所以令拥趸痴迷，很大程度源于阅读中主动且持续地收集线索进行推理的思辨快感。将本格推理用在展览里，即意味着策展人如同设置推理诡计般，在展览空间中有意留下线索供人调查。
一名合格的侦探在面对疑案现场时必须悬置判断，细心观察。若注意力被思想先入为主，必然会在不经意间错失线索。而从读者和观众的角度出发，虽然作品时常吁求着我悬置判断，但在一波接一波的思绪里，我常常顾此失彼地感知不到作品细节。
有时，策展人会扮演成叙述者，公正地揭示作品的重要线索。一条条信息被拣选展示，如同被装入透明袋的证物，以致于观众对作品的观看不是太被动便是太庄重。我并不怀疑策展人的价值，只是揣度在艺术家、策展人与观众三者之间，作品的观看方式是如何被假定、设置、强调以及改变的？这一次，我欣然接受策展人的邀请，从观众代入业余侦探的角色，以目光与脚步周旋于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尝试破解他们设下的迷局。
冷硬的黑灰色工业材料被规整切成不同比例的矩形，乍看随意的组装与叠合，实则是艺术家冯山对形式与材料精确细腻的把握。一种安抚性的沉静从这个看似日常的场景缓慢释出。这气息部分源自穿插其中的毛衣针、假花等生活中的现成物，更来自台面上两件显眼的小件雕塑：视觉中心处有一道优美的弧线，那是鸟形青铜雕塑细长的颈部，末端凝结为水滴状的头颅。颈部细长是涉禽的主要特征，这类行于水面捕食的鸟普遍拥有的长嘴被变形为一连串延续的水滴。这串以轻微弧度运动的水滴又被凝固于工作台，令人忆起布朗库西无尽之柱的重复构形，以及他一系列鸟类雕塑的优美和谐。旁边的六联石膏雕塑浇筑了超市销售草莓时常见的泡沫托。它唤起了我关于草莓的甜美多汁的感官记忆。艺术家以雕塑语言提纯泛滥过剩的当代生活，通过不同的转译方式赋予两件雕塑和谐与宁静。
变化与组合不同材料、形象与现成品并将这些元素用作意象单元是冯山的句法。以此为线索，我注意到这组作品中那件立于左侧如落地灯、上插假花的雕塑，俨然是青铜鸟的一位当代版本的孪生兄弟。四朵连缀的红烛假花与青铜鸟的四联水滴一一对应。这种形态上的相似令青铜鸟的形象也不再牢靠，转而变为一朵花苞低垂，花茎怪异的植物。这番推理在我发现青铜鸟被命名为《额头1》（2019–2024），而红烛假花名为《额头2》（2022–2024）之后得到了验证。
同样是对周遭环境变化的捕捉，张一的方式更加率性直接。展厅中央的黑色面板上，图钉简易地钉着几张画，铅笔线条在纸上随兴勾勒出即兴曲般的团块。一旁，被切割重组的旧鞋纠缠成透出怪异的雕塑。这两组作品创作于2017至2018年间，彼时于英国求学的张一生活在伦敦摄政运河上的一艘船屋内。小船停泊的位置天天变化，张一便每天在新的绘图纸上记下周遭环境，并以当时的坐标命名。为船把舵的自由感跃然纸上，但空间局限也促使她在材料选取上更加灵活。鞋子系列即是在此背景下的探索。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如旧鞋那样廉价、易得，同时具有丰富的质地和复杂的文化意义。艺术家收集自己和亲友的鞋，将其切割、剥离、捆扎、重组，令我在熟悉与陌生的观感间反复穿梭。鞋、船、漂流等在全球化背景中被作为同一类符号频繁使用的意象，在这里被艺术家一一重释：鞋代表私人物品，船是家和工作室，漂流成为主动的选择。“流动性”对于身在船屋中的真实漂流生活而言不是概念，而是从体感融入价值判断。这种态度在她后来的创作中显现为对偶然性的充分尊重和对物与物之间平等的坚持。
我不禁想象截然不同的雕塑风格背后对应着两位艺术家的个性。阿加莎的推理小说《底牌》讲述了一场发生在桥牌桌上的命案。侦探波洛将牌桌上的四位嫌疑人心理视作比物证与证言更重要的线索。甚至其中一位向波洛宣称自己就是凶手时遭到他的断然否定：“我愿意相信是你杀了他，但绝不可能是以你叙述的方式。一个人不可能做出违反他本性的事！”若用嫌疑人心理类比创作动机，探案游戏还原嫌疑人的过程好似通过作品细节窥探艺术家的内心。假设我们认同当代艺术是艺术家对当下现实的复杂精微的加工，那么，四种不同加工方式拼凑出的现实将是真相还是一桩悬案？当观众对一件作品产生困惑，来自另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有可能成为线索吗？
王恒在低饱和黄绿色的画面中渲染出某种困顿的都市情绪。几个体态婀娜的少女专注于摇摆呼啦圈，圆环上串串枷锁随势摆荡，成为由流畅曲线填满的画面中唯一具有重量感的实体（《不停旋转的日子》《摇摇欲坠的日子》(2023)）。低饱和的荧光色块为画面罩上一层霓虹色微光，人物与背景、实体与阴影交缠成扁平的一片，如同浮在水面上的油膜。爱伦·坡曾在小说《人群中的人》（发表于被后世公认为第一篇侦探小说的《莫尔格街凶杀案》面世前一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都市故事：“我”出于好奇，追踪一个出现在夜晚伦敦街头的长相如魔鬼般的老人，最终发现，此人只因无法忍受孤独，才整夜游荡在街道上、隐藏于人群中。故事中1840年代的伦敦街道刚装上煤气灯不久，在夜晚容纳了比过去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体关系。在王恒所构想的当代生活场景中，面目模糊的人物或各自或成群地执行着某种当代生活里的典型活动。那些散布在人物周围的完美的呼啦圈、严整的下水道盖板、筋骨分明的裙撑、方正的瓷砖都以冷漠的礼貌提醒着城市生活规范对他们的束缚。回头看向展厅另一侧，在艺术家创作于2016年的画作《红格子》里，一颗颗打破的蛋被塞进了描绘精确的红格子中。这乍看之下的保护也是对蛋壳的束缚，甚至被打破成空洞的一半，蛋也得挤进那蜂巢般的网格。
终于，我来到最后一位创作者邵宇轩的面前。在这之前，他的意识如同屋中的淘气幽灵，在周围盘桓不去，对别人的作品东点点西戳戳。冯山的雕塑《额头》前的地面上，一个箭头指着黑色的点：“stand here”；墙角两只灭火器上缠着衬线体写的“The Fire fighter”，灭火器把手像两只红鸟的鸟嘴，一同转向隔壁墙面上王恒的《红格子》里的蛋壳；张一翠绿透明的画作《珊瑚妈妈》旁边，挂着邵宇轩一幅小小的同色系的《laser mimi》（我很难不认为这是一个打趣的谐音梗）。他的存在令我对其他三位的观看无法专注，一旦正经起来就像要被他取笑一番。“破案吗？”他调侃我，“那请您去检查一下入口处的打字机，上面粘着所有来过这儿的人的指纹。”挑衅的语气与贴在打字机上方的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句格格不入——“I look, and things exist. I think and only I exist. （我观看，事物显现。我思考，仅我存在。）”
佩索阿创造的异名者、牧羊人阿尔伯特•卡埃罗是感官和物质的信徒：“我是我的一种感觉。”展厅中盘桓着鬼魂也是一种感觉，它不知疲倦地絮叨，把空间结构和他人作品当成邻居，渴望建立联系。虽然卡埃罗强调“看就是看，不假思索地看”，但此刻，我感觉这位异名者正试图教育我，“你站这儿”“快看我，看我！”我回忆起很多年前玩过的网页游戏，红房间，蓝房间……在那些游戏里，你总要通过在房间里不断点击，触发隐藏的线索获取道具，最终逃出那个密室。我恍然大悟，牧羊人观看的是自然，一个宁静古老的自然。可是，邵宇轩看的是页面！能点击刷新，有弹窗，问一个问题便生成任意个正确答案的维度。作为展览中唯一一位Z世代的数字原住民，他给空间带来一场互联网启蒙运动。
至此，四位嫌疑人已聚齐。我一厢情愿地打上了标签：执拗的、顽强的、隐忍的、戏谑的。这固然只是我一个人的探案游戏，但，如同推理小说需要塑造不同人物进行诡计设定，一场群展同样应为观看者提供推演的空间：当目光在不同作品之间穿梭，最真诚的作品亦可沾染上某种诡计般的氛围。
相较于纯文学渴望以文字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推理小说促使读者补全被遮蔽的现实。针对嫌疑人的种种猜测也在揭示人们自身生活的暗流。尽管受制于认知与经验的差异，每个人的推理过程不尽相同，这场互动大体保持着开放与不确定。而在展览中，线索的暗示未必指向某一答案，它更像是一种态度：这是一个开放的现场，如同侦探追寻案犯，对真相的渴望激起对细节的执着和摆脱先见的勇气。这一切是劳作，更是欲望。这毕竟是一场较量，在叙述者（艺术家/策展人）和读者（观众/研究者）之间，谁能更接近那个真相？
与其将艺术展览视作一种文化产品，也许推理解谜式的推导和重建的行动对我更为有益，毕竟任何层面的共识都须建立于个人对感受和判断的反思之上，而不止于艺术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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